前言

最近几天咱们医疗行业出了一个“大瓜”，稍微整理下自己的想法。此文的主要目的是：

• 分析事件背后的客观规律
• 基于规律预测事件后续发展

事件梗概

某医生因出轨多人遭原配举报，该医生已被单位处分。公众关注目标很快转移至该医生的某出轨对象（记为A），其“资质平平”却能获得诸多教育资源加持（协和4+4、宽松的毕业标准、毕业时受领导点名称赞、新华社宣传为优秀医生）。背景调查发现A的家庭属于中国上层阶级，父母和某些亲属身居高位，因此关于教育公平的争论在大众中引起热议。

问题

A的学业成长轨迹在多大程度上提示了中国教育的不公平本质？

这个应该是广大吃瓜群众抨击比较多的情况

不管哪个国家都存在教育不公平，包括中国。简而言之，教育公平有2个维度：1. 绝对公平；2. 相对公平。在我国，绝对公平是“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这一点我国目前落实得不错，大部分的小孩都可以接受九年义务教育（当然，学校肯定会想办法让你从别的地方交钱；但这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重点）。相对公平是指教育资源的投入与收益成正比。假设后代生存在一个富裕家庭，在更多投入的情况下却只能获得与更少投入类似的收益，这是一种“不公平”；因此假定投入与收益成正比是公平的。在现实社会中，总是有比较富裕的家庭，所以不可避免地存在富裕家庭会在儿女教育上投入更多。比如读更好的幼儿园/小学/中学、买更好的教材、请更好的老师等等。在教育相对公平这一领域，当资源的投入足够多时，收益会出现“指数级增长”、“质变”（原来不可能的事变得可能，比如让不是医学专业的学生成为医学生）。教育相对公平比较难做到，国家最近打击的“补习班”、“课外辅导”其实属于教育相对公平的范畴。

回到本次事件，A的学业成长轨迹只是教育相对公平规律的一个具体表现，并且拔高了普罗大众对教育相对不公平严重程度的认知上限，并没有改变上述规律。基于该规律还可以推导出：1. 类似的现象必然普遍存在，因为总是存在类似的高级家庭； 2. 更加不公平的现象必然客观存在，因为总是存在更加高级的家庭；3. 与国家、制度、时代无关，因为资源互换原则、贫富差距在任何现实的社会中总是客观存在的，并不随人的意志而改变。

总之，A的学业成长轨迹并没有“突然”改变了规则，只是让之前并不明显的规则明显化；并且由于“桃色新闻”的buff加持增添了戏剧效果，因而广为传播。

A的仕途发展是否会受到影响？

短期没影响，长期不确定。

首先，A的博士学位不可能受到威胁，因为A获得博士学位的所有一切都是合规的，没什么可以调查；在程序上是正义的——尽管这是一个明显有漏洞的程序。关于A的博士学位的调查不会有任何出人意料的结果。很多网友质疑“论文质量太差”，并没有达到博士学位论文的一般水准；还有网友质疑其“规培年限太短”。其实，要弄明白这些现象的影响，首先要了解我国目前的医学教育学制。

对于博士级临床医生的培养，目前有以下三种类型：“5+3+2/3+3”的科研型博士（这里的2代表硕博连读，只有博士毕业证；3代表读完硕士再读博士，有硕士毕业证、博士毕业证）、“5+3+2/3”的临床型博士、八年制（故事中的“4+4”应该属于此类）。在现行制度下，同一医学院校内，不同类型博士毕业的考核难度为：科研型博士 > 临床型博士 > 八年制，这是我国医学院校的惯例，并不是秘密。这种惯例有其必然逻辑，并不是某个人拍脑袋想出来的。一般来说，八年制属于“特别招生”，由于学习课时多、学习时间短等先天劣势，博士毕业任务的完成难度较临床型博士大；临床型博士由于大部分时间在临床实践（理论上），在基础科研上投入的时间和资源较少，因此科研产出的质量和数量一般来说不如科研型博士（这些都是一般情况，天才型选手永远都是例外）。这是三种学制考核难度有别的现实基础。为了保证八年制的“制度优越性”（高通过率；如果通过率太低肯定有麻烦，说明教学有问题），一般需要给予放宽考核标准等优惠政策。请注意，这里并不是批评这一类学制，我只是指出制度运行的关键逻辑。甚至，类似策略在少数民族招生等领域皆有运用，大家并不会有太大异议（至少以前没有，否则八年制怎么会存在这么长时间 ）。另外，临床医生的学制还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影响（我国一般是3年）。虽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目前在我国被广泛实施，但其原型是美国住院医院规范化培训制度，在我国临床医生培育事业中的必要性尚未受到严格论证（政策确实比较难在一开始就论证其有效性）。一个反驳必要性的有力证据就是目前大多数高级别临床医生在未经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情况下仍能成长为高级别临床医生，这些医生的早期成长主要依赖己存在多年的临床实习生制度和住院总制度。目前，由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流行，临床实习生制度名存实亡，因此有人质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窃取”了临床实习生制度的成果，不一定是我国培养高级别临床医学人才所必须的。而且，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由于实施时间较短，暂时未能充分证明其制度优越性。总之，目前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主要是作为一种低成本人事制度（临床专业型在读硕士不需要像正式员工那样签署劳动合同，不需要像编内人员那样解决编制问题）和晋升制度（特别是高年资临床医生的教学职称晋升考核，这又是一个拿捏高年资临床医生的利器，暂且按下不表）被广泛推崇，作为一种教育制度的有效性还有待进一步观察（或者说有争议）。这里我不想展开太多，毕竟不是本文的重点。总之，对于医生教育而言，规培相关的“3年”的必要性不见得很大，这也为短学制的“规培减免”奠定了技术基础，很多医学院校的八年制都有只需规培1年的制度安排。基于上述背景，A作为一种更加特殊的医学8年制学生，其具有更为宽松的考核标准、更短的规培年限也就不足为奇了。

由于考核标准放宽，一般来说，八年制的准入标准是比较高的。对于我国大部分医学院校，常用的标准就是高考成绩（因为高考在我国是公认最公平的考核制度没有之一；这也是我国医学用人单位具有“看重本科学历”这一传统的主要原因，虽然近年来有减淡的趋势）。老实说，A所属的“4+4”的准入标准，我个人认为也是很“高”的，只不过这个“高”与学生本身素质关系较小，与学生的财力资源和人脉资源的关系较大。如果该判断成立，这个“4+4”应该不乏类似的“权贵”同学，这个大家可以自行求证。这其实也不一定是所谓的“制度漏洞”，也许一开始就是这样设计的——出于保证“4+4”制度优越性的必然选择，与所谓“权贵学生”没有直接关系。所谓“权贵学生”及其家长只是利用了这个bug，然后制度设计者也很快发现这个“bug”带来的好处，因而一直没有修复。既然是制度bug，那以后完善就行，旧人旧制，新人新制，到头来A还是不会受到影响。

有小伙伴可能有疑问，为什么不采取“严进严出”这一明显合理的标准，而采取“严进宽出”、甚至是“宽进宽出”这些明显不合理的标准对短学制的医学博士生进行考核？对于其它专业了解不多；但对于医学行业，所谓“严进宽出”、“宽进宽出”不一定会有很大的问题。临床工作、医学研究本质上还是属于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行业（生物学行业也是类似的），个人成长速度与团队资源倾斜关系较大，与学生素质关系较小。这个判断在外行人看来还是有点不可思议的，因为临床医生/生物医学似乎是很考究个人素质的行业；但在内行人中，这基本上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基于该逻辑，当资源投入较大时，确实可以在缩短学制的同时保证人才质量（因为人才素质并不是很关键）。该逻辑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临床医学、生物医学的“大牛”普遍都在38岁或以上，而不像计算机编程、围棋、理论数学等主要依赖个人素质的行业容易出现“少年天才”——并不是因为人年纪大了就变得“天才”，而是因为学术资本的积累需要一定的时间。基于类似的规律可以推导出：计算机编程、围棋、理论数学等行业类似A的“人才”的比例会较低，因为这些行业的评价标准明确，并且更加强烈地依赖个人素质，不容易通过堆资源的方式塑造人才。该逻辑也可以回答某些吃瓜群众关于“老爷们为什么要学医来霍霍咱们穷苦老百姓”的疑问，该行为本质上是由于医学行业的性质决定的（通俗地说就是“砸钱有效就行咱不缺钱”），并不是因为“老爷们”的道德水平低下。

综上，A目前所拥有的荣誉不会被取消。A在医学行业的快速成长客观上是成立的，只要继续砸足够多的资源（俗称“拼爹”）确实可以成为“优秀人才”（至少纸面简历是过关的）。从短期看，目前的“桃色新闻”并不影响“拼爹”逻辑，可以认为A在医学行业的发展和之前不会有太大区别。从长期看，本次事件对A在“弃医从政”可能会造成一定困扰，但这取决于未来的政审是否严格，因此是不确定的。

A背后的“人”是否会被“调查”、“处理”？

由于有“阴谋论”的色彩，这也是广大吃瓜群众比较关心的问题

不会。原因如下：

• 事情起因是某医生的原配举报，属于“偶然事件”，高层“有意为之”的概率很低。这为本次事件较低的处分奠定了基调。
• A没有很大的过错。一般来说，生活作风问题在组织层面上属于小问题。在本事件中，当事男医生只是被开除党藉、辞退，没有被吊销医生执照就是很好的证明。开除党藉，只是以后从政困难；但大多数医生并不会从政。辞退更是影响不大，技术达人型医生在次一点的单位是稀有资源，他们很容易东山再起。对于医生来说，只要医生执照还在，职业生涯就不会受到很大影响。从当事男医生的处分可以预测，关于A的处分不会很强（甚至关于A的过错比例也存疑，当事男医生有多次出轨的劣迹，A甚至可以定性为受害者）。
• A的履历合乎规定，没有弄虚作假。相关论述见上。
• A的团队采取了有效的舆论管控，进一步屏蔽当事人的详细资料，有效减少了事态扩散。
• 与A类似的人太多。如果A被严肃处理，那么没有理由不处理与A类似的B、C。这样会导致事态处理的扩大化，与既往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处理模式并不相符。
• 目前 有一个对A有利的新闻，即“卫健委出面调查相关事件”。卫健委能查的一般是医疗事故；但在此事件中，医疗事故的比重较低，且证据不明确，估计查不出什么问题。就算有查到问题，估计是当事男医生的执照受影响，与A关系不大。如果“教育部出面调查相关事件”，则是对A不利，因为这可能导致其博士学位受影响。

此次事件过后可能有哪些改变？

• “4+4”制度在字面上可能有所优化，比如新增“博士毕业论文要通过盲审”。不过，由于“保持制度优越性”的刚性需求存在，“4+4”的毕业生在淘汰率上不可能存在实质性变化。
• 相关人士行事更加隐秘、低调。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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